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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监察群像

来源: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    发布日期:2019年06月28日    作者:    点击数:

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滥觞于先秦,成熟于唐宋,完备于明清。秦汉之际,在中央有御史大夫、司隶校尉,在地方有郡御史、刺史,为了使监察权的行使有章可循,汉朝立法达人还专门制定了《监御史九条》、《刺史六条》这样的监察法规。经过两千余年的沉淀、积累、变革,明清之际的监察制度集历代之大成,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。

明朝建国之初就特别重视监察制度建设,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太祖朱元璋出身穷困,因此对昏聩贪婪之官的痛恨要比常人更猛烈一些。这位杀伐果断的太祖皇帝和他的子孙们不遗余力地握紧“以猛治国,重典治吏”的方向盘,当然,用力过猛,过于重惩轻教,忽视固本清源,反腐成效不见提升,由是官员数量骤减,一些官员不得已一面身披夹拷戴罪,一面署理政务坐堂问事,这成为明代最为奇特的现象。

朱元璋的严刑峻法被后来的子孙给搁置了起来。惩邪反腐还是要靠制度的力量,思想的感化,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及其继任颇有建树。具体做法为:织密监察网络,保持监察权的独立性,加大监察权对行政权的监督——明朝在权力构建上把监察官员的主责主业摆到主要位置,一方面将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,这样就让唐宋时期御史朝会、祭祀、礼仪的事务减弱,使监察纠劾的业务能力提升了。都察院之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,这些人与都察院的领导有上下级之名,无领导与被领导之实,并拥有直接给皇帝写信纠弹的权力。他们如候鸟一般,每到一定的季节时日,由两京出发,往来于祖国的天涯海角;当然,为防止借出差之机绕道旅游等违法现象发生,明朝对出差时间、路线都做了严格规定,在一定程度上把古代巡视巡查制度功效发挥到了极致。清代弹词《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》的主角方卿便以“八府巡按”放任,这个看似威猛高大的官职,原型是各道派出的巡按御史,只是个品秩七品的芝麻小官,不过在百姓心中,常被视为清廉耿介、代民伸张正义的名片,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明清之际监察官员“彰善瘅恶,激浊扬清”的重要作用。

另一方面,仿汉、唐事例,与都察院并行设置独立并行的六科给事中,这是个天才的创举,他的重要职权是封驳六部文书,对朝政拾遗、补阙,即便是皇帝的命令,只要认为不是合理行政、合法行政就原封不动地给你退回去。通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,早期的巡抚和早期的总督等都有监察的职责,但只是副业兼职,严格意义上来讲,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才被称为真正“风宪”衙门,履行监察主业。

明朝的监察制度为保障社会生产发展,政治清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但软肋亦是显而易见的。一方面监察官员可以风闻奏事,而且还不用负责,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,无限放大了监察权,导致了监察权的滥用及嬗变;另一方面,监察体系中台、科分离,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、都察院与十三道监察御史领导弱化并可相互纠举,往往造成相互牵制乃至对峙,有时候还会给朋党以专营的机会,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,监察功能因内耗而削弱。

清朝建立后,对明朝监察制度在大部分上继承,在小部分上改革。勤勉敬业的雍正皇帝胤禛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,科、道之间相互配合补充,优化了领导机制和监察力量——但实质上也剥夺了六科的封驳权。因为要长年对西北用兵,军机处就成了实质上的最高军事、行政机关,雍正及其继任由此发明并爱上了的密折奏对,既然核心要义是保密,六科给事中自然无法知晓,封驳之权也就名存实亡了。在此之外,清朝还在一些重要行业、重要事件、重要节点设立监察御史,比如有巡盐御史、河道御史,乡会试科举考试要派驻监察御史。

在制度运行、权力构架发展到时代的峰值时,要确保监察权力得到有效的运行,关键在人。明朝皇帝宣宗朱瞻基就一语道破监察官员铨选的重要意义,“受朝廷耳目之寄,掌国家纲纪之任,用得其人,则庶政清平,群僚警肃;用非其人,则百职怠驰,小人横恣”。监察队伍的建设关乎监察质效的优劣,因此在我国古代,尤其是明清之际,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被选任成监察官员的,其铨选苛刻严格,令人望尘莫及。

处于第一位的就是思想政治一定要坚定,道德操守一定要清白,通俗来说就是对上忠诚敬畏,对下清廉耿介,朱元璋在这一点上的态度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——“凡任风宪者,宜以公正为心,以廉洁自守。” 这样的要求在工作履历中亦有体现,如果说你有降级,革职等处分,三年考满考评末等或者曾经在被监察体系扫地出门这些劣迹的话,那就对不起了,想到风宪衙门任职,成为人见人爱、人人喜欢的“霜台”,那就只能等下辈子了。因此,历来操守清廉的明代清官海瑞就被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,加入了光荣的监察队伍,康熙年间理学儒臣陆陇其洁已爱民,离任时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,由此被推荐擢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……

其次就是工作才干要强,经验要丰。凡是贪腐奸邪之人,必定狡诈圆滑,在这样的对手面前,如果让一个刚刚步入社会、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来监督他,监察成效令人担忧。朱瞻基对监察队伍铨选的重要原则是“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”;后来,康熙皇帝玄烨又做了进一步解释:“考选给事中、监察御史,以大理寺评事、太常寺博士、中书科中书、行人司行人历俸二年者,及在外俸深有荐之推官、知县考取。若遇缺急补,间用部属改授。”在监察官员的选任上注重工作经验和基层工作经历,嘉靖朝的邹应龙,康熙朝的郭琇、彭鹏等人都是在岗位工作表现突出,或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之后才被选任为监察官员的。后来邹应龙挑战权臣严嵩、严世藩父子,他的英勇事迹被编成了京剧名段《打严嵩》,为百姓津津乐道,郭琇揭开了明珠丑陋奸邪的一面,吹响了清算索、明两党弄权的号角,彭鹏的事迹在清末被写成了长篇公案小说《彭公案》。

最后还有一些补充性的要求,比如对学历的要求,朱棣规定,“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官,宜用有学识通达者。”可以试想,让大字不识几个,缺乏远见卓识的糊涂人来做皇帝的耳朵和眼睛,国家前途命运可想而知。科举正途出身这是铨选监察干部的硬门槛,历来被誉为“清华”的翰林一般都是要往内阁中枢培养的,内阁中枢就那么三五个人,剩下的翰林会有一大批补充到监察系统上来,因此监察官员又被称为“清望之官”,据《国朝御史题名》记载,清朝两千余名汉族监察官员,科举正途出身的高达百分之九十五,拥有进士学历的百分之八十。比如回避的要求,假如你的亲人家属、门师同科等这些比较密切的人在京城做到三品以上的官员,或者在地方被任命为督、抚一级的大员,那么恭喜你,由于你亲近的人在你的重要监察序列,基于回避原则,你自动丧失了铨选的条件;假如你在部院有其他职务,那么就得给你出道选择题,兄弟,要么独来此处走我们监察的独木桥,要另寻他处走你的阳关道。

古代监察官员较其他官员而言,面对着极具尴尬艰险的境地,在入职门槛要求高,责任能力要求强,工作处境比较差的现实下,还要时刻面对被腐化、窥视、围猎的风险,还要面对得罪权贵,遭受打击报复的可能。总的来说,做监察官,既劳累又危险,但我国古代监察体系中却涌现了一大批勇于任事、直言敢谏的模范监察官员,他们在紧要关头、危难时刻挺起了脊梁,演绎了一幕幕气壮山河、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!为揪出阉党祸乱,明代左副都御史杨涟被杀,据说死前被阉党施以酷刑,把铁钉往耳朵钉,至今读到杨涟狱中留下的“血书”绝笔,常常潸然泪下;左佥都御史左光斗被杀,其兄受到株连致死,母亲悲痛致死,族人十余人被捕…… 清代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家奴刘全遭革职罢黜,抑郁而终;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淬弹劫山东巡抚国泰,因和珅等权贵斡旋遭到斥责。

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。“监察”一词,自襁褓摇篮之日便注定了它的前程远大而旅途艰辛,即使在那危机四伏,摇摇欲坠的夜晚,这些闪耀于历史星河的监察官员依然坚守良知与忠诚,前赴后继,代代传承,这依赖于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对廉洁、公正、职责的价值取向,这也依赖于我们的先人们对国家监察权力量历来重视的政治思维,以及监察权力架构建设、制度制衡设计、人才素质培养的优势。(陈思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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